我国自然资源管理历经数十年，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助力剂，自然资源管理制度为中国的资源利用和保护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但在我国现行的自然资源管理制度中还存在着权利与责任主体缺失，领导与管理主体重叠等弊端，造成了自然资源所有权主体不明、确权边界模糊、产权保护力度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为了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本文依据产权理论，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为指导，从阐述我国自然资源管理制度变迁入手，借助“制度变迁-问题探讨-路径优化”的研究框架，运用庇古税、科斯定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定性分析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优化方向。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自然资源管理制度的变迁呈现出权属主体逐步明确，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发展趋势；2）自然资源资产市场同为制度市场，政府作为市场的维系者，应当合理利用权力划定市场边界、制定市场规则；3）制度绩效通常多与政府和市场的双方博弈相关，为了促进产权绩效提升，产权制度需要围绕“归属-权责-保护-流转-监管”5大环节进行全面优化，从而构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整体闭环系统。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第一，应当明确产权权属，依托具有监管效力的分级委托代理制度来实现法律主体上的产权清晰；第二，应当厘清登记核算内容，搭建自然资源资产信息管理平台，以精准把握“资产家底”，并利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支持保护制度、加强保护力度、保障市场交易；第三，应当通过市场化交易平台提升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效率，推动资产存量到资本增量的转变；第四，应当健全监督管理体系，通过全过程综合监管机制适当缩减政府权力清单，避免行政监管的垄断。

在长三角区域发展模式的长期摸索与实践中，如何协调平衡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是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现有研究虽然在环境治理与生态补偿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是在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生态治理的宏观经济效应等方面缺乏量化分析。论文在传统CGE(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的基础之上，将生态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引入经济系统，并将生态环境视为一个独立主体,着重强调生态系统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价值贡献，构建了考虑生态要素的绿色SAM（social accounting matrix）表和包含生态要素投入与生态系统账户的宏观CGE模型。论文选择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利用长江三角洲的具体数据对生态价值核算价格体系进行修正，量化了长三角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此基础上通过社会核算矩阵收集研究主体的相关数据，并从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以及居民消费福利水平的角度对不同水平的生态补偿会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提高增值税率、居民对生态环境的转移支付率、企业对生态环境的转移支付率和政府对生态环境的转移支付率等4种情景，均能引致生态补偿量增加，但是在提高相同幅度的情形中不同措施产生的效果有较大差异，以同样提高30%的情况为例，政府对生态系统转移支付率对生态补偿水平的提升作用最为明显，增长了10.01%；其次是企业对生态系统的转移支付率与居民对生态系统的转移支付率，增长率分别为2.77%与1.01%，而提高增值税率对生态补偿水平的提升效果最弱，增长率仅为077%。除此之外，相较于其他政策工具，提高增值税会对国内生产总值与居民福利水平产生比较明显的负面影响，当增值税提升30%时，GDP下降了0.002 5%，居民福利水平产生下降了0.002 7%。

水资源费改税是国家以税收杠杆撬动水资源节约、推动可持续发展而出台的重要政策，自试点以来，水资源税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整体提高了用水效率，许多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重要结论。但另一个重要且尚未得到证实的问题是，工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的同时，也是水资源需求的主要部门，水资源税改革是否也提高了工业用水效率？为此，假设我国没有进行水资源税改革试点，采用GM（1,1）模型对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后的工业用水效率进行测算，通过比较测算值和统计值，分析水资源税改革的政策效应对工业用水效率的影响。考虑到影响工业用水效率的因素有很多，故选取水资源禀赋、科技进步、环境规制、用水结构、社会因素、工业发展规模作为影响因素,并对工业用水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通过分析发现，水资源税改革有效地提高了工业用水效率，降低了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并且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和企业在政策冲击下的“阵痛”期的过去，水资源税改革的政策效应会愈发明显。其中，影响工业用水效率最显著的因素是科技进步，这属于政府干预下的企业支出和财政支出。说明水资源税改革可以倒逼微观经济主体提高技术水平，从而提高工业用水效率，降低工业用水总量，缓解水资源短缺带来的压力。建议坚持节水优先，在现有基础上加大科技投入，推进节水设施和节水装置的普及程度，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下，完善水资源税改革机制体制，为水资源税改革全国推开提供参考。

钢铁企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巨大，为了使钢铁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论文将具体探究环境信息披露对钢铁企业价值的影响。首先，对环境信息披露如何影响企业价值进行分析后，发现企业声誉起到了中介作用，故引入企业声誉作为中介变量来探究它们的关系。然后，选取2013—2016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钢铁行业上市公司30家企业为样本，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企业声誉、企业价值及控制变量进行分析，探究钢铁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会直接提高企业价值，另一方面通过企业声誉间接提高企业价值。据此对钢铁企业、企业利益相关者以及政府部门提出相关建议。

论文从不完全契约视角提出跨境水资源冲突的根源是水资源所有权不明确、契约参与方的有限理性和第三方监管缺失。在图模型的理论框架下分析跨境水资源冲突各主体策略的状态转移及稳定性，并以伊犁河水资源冲突事件为案例，尝试给出伊犁河跨境水资源冲突可能的解决方式。结果表明，水权交易模式相对于传统的跨境水资源权益协商模式，对化解跨境水资源冲突的稳定性效果更优。研究结论可为化解跨境水资源冲突、促进跨境水资源治理体系变革提供路径参考。

水资源“费改税”是国家践行“节水优先”“两手发力”的重要手段和政策工具，精准的差别化税额标准能够有力发挥价格的杠杆调节作用。从试点地区水资源税税额标准的现实观察出发，基于水资源价值理论、经济学“地租理论”以及“PSR模型”解析空间差异对水资源税税额标准制定的影响机理。并参照水资源价值综合评价模型选取影响水资源税征收标准的关键指标，按照地表地下划分类型，选取农业和特种行业作为行业代表构建3个多元回归模型，比较分析不同水源水资源税税额标准的影响因素差异。研究表明，水资源税税额标准是空间差异下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地下水农业水资源税税额标准受地下水超采面积影响较大，特种行业水资源税税额标准受需求价格弹性影响较大，不同地区、不同水源以及不同行业用水应实行差异化税额标准。

煤炭作为我国能源安全的基石，其与关联产业的波及关系关乎国民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文章首先基于2002—2015年全国投入产出表及延长表，动态分析煤炭产业与其关联产业的波及效应。然后，基于2012年全国投入产出表，构建投入产出价格模型，研究煤炭价格波动对关联产业产品价格的影响，进一步说明煤炭产业的波及效应。结果表明：电力热力的生产供应部门、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部门、化学产品部门、非金属矿物制品部门为煤炭产业波及影响较大的4个部门，其经济依存关系最为密切且产业间的关联度不稳定，煤炭产业的感应度大于影响力，此外，上述产业对煤炭价格变化较为敏感，特别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敏感度达到0002 9。最后，对煤电融合、煤钢融合、煤化融合及传统能源与新能源融合等多元化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水权价格的影响因素、作用机制是现有研究尚未用实证方法充分讨论的问题。为了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基于国家交易平台实例，运用回归模型和调节效应图实证研究水权价格影响因素，可为进一步规范水权定价机制、完善水权交易机制提供参考。研究表明：受让方地区GDP越低，年平均降水量越低，交易期限越短；水权市场成熟度和交易主体所处行业的平均利润率越高，水权交易价格越高；交易期限对水权交易价格的作用机制受年平均降水量和水权市场成熟度的调节，当年平均降水量高时，交易期限对水权交易价格的正向影响较强，而当年平均降水量低时，交易期限对水权交易价格的负向影响较强；水权市场成熟度也会显著影响年平均降水量的调节作用。